透过11位新闻传播学者预见2022传媒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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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们跨入了后疫情时代。如同佩戴口罩已经成为人们本能的习惯一样,人类社会因疫情发生的改变逐渐稳固,人与新环境的磨合也走向一种稳态。

而对于传媒学界来说,一方面宏观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学界关注的方向,另一方面学界也依然沿袭着近几年的研究传统,对人、媒介、技术、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产生持续的关注度。

当媒介越来越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当媒介技术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开展与人的对话,当人们的交往从依靠媒介转向成为媒介,都在宣告着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

因为相关,所以重要。之媒对话数十位传媒学界内的重要学者,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以期为公众展开一幅传媒研究的图景,对传媒与我们的关系进行更细致的解读。

建党百年是本年度大事件,在此历史节点上,相关的新闻学研究成为学界内重要的议题。

不少学者在这个方面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广州大学孔令顺教授认为,2021年的新闻学热点是百年来中国的新闻思想与实践。清华大学张铮副教授认为,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和规律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这个方向也产出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解学芳也将百年新闻政策的新闻史研究纳入了传媒学界的研究热点当中。

党的新闻事业,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涉及到传统媒体转型、媒体融合以及整个新闻业态的变革也是学界紧跟的方向。

除了重要时间节点托起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媒介与技术的相关讨论依然长盛不衰。算法社会、数字新闻、人工智能、5G是不少学者们共同提及的关键词,技术赋能下,「新」媒体永远在迸发无尽的可能。

从技术与传媒的路径延展出去,一些技术作为推动力而产生的新概念也一度吸引了学界的关注。重庆大学的王琦副教授表示,扎克伯格抛出「元宇宙」的概念后,拥抱和批判的声音都不少,这个词也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博得研究者的关注。

中国传媒大学的赵晖教授也关注到了元宇宙从概念到产业的落地过程。她认为元宇宙将引发视频生态结构以及整个视频新格局的变化,甚至是人类的文明生存方式也会因此而改变。

同时,人通过媒介在数字时代的生存画像也通过学界研究而更为丰富和清晰,包括数字交往、媒介素养等方面。此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永昶特别提到了学界关于「数字劳动」的讨论。

「数字技术日臻成熟使以此为基础的数字中介平台持续向不同领域扩散,并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传统工作模式,也模糊了消费与生产、工作与娱乐、兴趣与劳动的界限。

此类平台的出现是强化了数字资本对劳动主体的剥削,还是解放了传统时空对劳动者的束缚,为其提供了一个依靠创意、技能、勤奋而非学历、资本、关系便可实现财富增长、地位逆袭的渠道,这也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而暨南大学的曾一果教授则留意到了学界讨论具身传播的声音。人与媒介相互交融的今天,智能手机的屏幕不再只是作为内容显示的端口,而是嵌入人们的身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人的身体不再在传播中隐身,「在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物质性问题也被重新关注。

镜头对准影视领域,王琦副教授认为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相关研究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从文章成果以及学术会议议程的角度来看,这个话题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现象。孔令顺教授也认同2021年影视学的研究转向了中国电影学派和新主流影视。

最后,在疫情依然未走远的现实境况下,刘永昶教授表示,抗疫进程中的媒体责任不可忽视,在信息疫情的不良趋势下,「如何满足大众对关键性信息的需求,并使大众在疫情仍会较长时间存在的语境下继续保持良好的抗疫习惯和对相关媒体的信任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之媒从产学研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从学界的回答中窥探到传媒领域未来的可能性。

与2021年传媒学界所关注的领域相当,众多学者依然把未来传媒学界应该着眼的方向放置在理论、技术、人三个层面。

孔令顺教授特别强调的是,本土化理论的生成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需要更多的努力,也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高贵武教授也表示,与传媒发展密切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传媒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作为和影响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点。实际上,诸如数字传媒与国际传播、新型主流媒体、媒介可供性、健康传播等话题均是这个大方向下的小切口。

北京大学教授陈少峰认为,通过「元宇宙」这个概念来打通传媒跨界的无限可能性,这既是2021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也是2022年的主流趋势。

除了对元宇宙、智媒体、人工智能、短视频、虚拟主播等技术本身及其应用的关注,基于技术之上的算法污染与媒介伦理、数据孤岛、信息茧房和隐私侵犯等伦理层面的问题也将成为未来传媒研究的重要板块。

无论媒介话语如何变迁,技术如何松动社会的空间,人及其社会行为永远在塑造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张铮副教授认为,传媒技术与媒介化社会中的人依然是核心的命题;中国传媒大学刘俊副教授更详细地解释了传媒研究应该将着眼点放到对社会与人的「普遍性阐释力」上。

在他看来,哪怕是有较高产学研价值的研究,也必须有勇气走向深度洞察人的行为、心理和精神,这样才能收获耀眼的、穿越时间的、可持续的成果和转化,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介绍性的。

所以传媒研究应该以应用性的新议题为先导,以「人的学问」为归结,去探究个体的人和群体的社会因传媒变迁而发生的根本性、有深刻度的、有普遍意义的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融合与艺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武瑶则将视角略微缩小,关注中观层面的后疫情时代人类生活。她认为,疫情之后的在线和隔离如何导致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变迁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曾一果教授在对未来传媒学界的展望中,提到了两个有关「老年」群体的方向,分别是老年人的数字媒介适应性问题以及数字反哺问题。银发群体被看到的不应该只有经济潜能,从媒介角度去给予其社会性的关怀是传媒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理论、技术与人虽不是传媒学界未来研究的全部话题,但依然是值得关照的主要线索。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随着新闻传媒业边界的流动,传媒学界的研究边界也必将不断向外挪移。产学研的价值体现在学界预测性的眼光,以及业界先行一步的实践中。

绝大部分的学者对该问题持有乐观的态度,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表示了对于现实情况的担忧。

解学芳教授认为,传媒行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场与追随前沿科技、拥抱优质文化的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而传媒学界掌握着全球前沿传媒动态和发展趋向,能够推动大变革时代传媒行业的可持续创新发展。

传媒学界通过专业技能的培养,向业界输送了大批高质量人才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不乏有刘永昶教授提到的「敢闯会闯」的新闻人才。而在新闻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实践领域中,曾一果教授认为县级融媒体建设、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面都有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和深度参与。

从王琦副教授的观察来看,很多优秀的学者都担任过编剧、导演、策划人、制片人等角色,并且做出了很好的作品。同时,也有很多优秀的一线工作者后来走进高校,成为知名教授,在该领域内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刘永昶教授肯定了学界为业界培育人才的现象,并从另一方面指出传媒业界的生动实践也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素材,使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有本可依」。在传媒前沿领域,两者的合作则更为频繁。

诚然,学界与业界相互造血是更积极的趋势。但也有学者表示,近十年来学界与业界渐行渐远,学界满足于自说自话,已经很难成为业界的“场外支持”。并且理论与实际存在脱节,联合培养和协同创新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理想不管是近是远,奔赴理想的信念要坚定如铁。对于如何成为互相的支撑,刘俊副教授从对话的层面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学界和业界能够克服许多彼此的长期刻板偏见——

「对于业界上升不到的层面,学界不能有轻视业界的情绪,而是协同业界一起探问;对于学界不了解的前沿,业界也不能有轻视学界的情绪,而是做好阐释、解释工作并与学界一同预期未来。」

赵晖教授及其团队已经在11月底发布了《2021中国剧集艺术与产业发展报告》,并且参与了一场以「全媒体时代剧集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的「坊间对话」,以影视性的项目来拉动学界与业界的深度对话。

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推动我国传媒的相关事业更好地与时代契合。也许其中会有不一致的步调和看法,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学界与业界的磋商是流动而永恒的,在分歧中可以找到突破,在协调中能够达成共识。

我们依然与理由相信,「场外支持」不会是空想,而是传媒人共同去实践的理想。

「之媒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传媒业的平台,它汇集了业界和学界的传媒业的从业人员和老师。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搭建了一个业界与学界之间的对话,将学界研究的前沿论点和发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更好地与业界之间进行了一次交融和意见的交互」。

学界与业界从不是完全相融,两者都有属于自己语境的独特气质。学界与业界的关系价值也并不在于高度和谐,而在于思想的碰撞能够为彼此满足进步的诉求。

在新的一年里,之媒将以协作者的角色与思考,继续挖掘传媒领域更多的可行之道。